温州恒星烟具有限公司老板陈建华最近颇为苦恼,因为大洋另一端的美国芝宝制造有限公司(Zippo-ManufacturingCo.)以知识产权受到侵害为由,将他的公司诉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全球化使这个在温州本地都没有什么名气的小厂与美国的知名大公司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的“故事”如今在中国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过去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全世界都日益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制造”的强烈冲击,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随之纷涌而来。恒星烟具只是“中国制造”在全球遭遇阻击的一个典型事例。
“中国制造”四面“受敌”
近几年来,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年快速增长,2005年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标有Made In China的商品遍布世界,并在全球留下了中国是“世界工厂”的印象。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也遭遇到了重重阻击:欧盟对中国皮鞋、彩电实施反倾销,对中国打火机实施新CR法案;美国对中国打火机进行“337调查”……。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仅当年遭遇的反倾销调查就达51起,涉案金额17.9亿美元。用四面“受敌”来形容“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处境一点也不夸张。
然而,造成中国商品四面“受敌”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中国制造”过于强大吗?“ Zippo公司的打火机在沃尔马的单个售价为20-30美元,最便宜的也要10多美元,而中国打火机的出厂价平均不到1美元。”陈建华这样解释Zippo公司对中国打火机生产商“大动肝火”的原因。中国低价打火机大量销往美国,对Zippo公司毫无疑问产生了巨大冲击,其想方设法阻挠中国打火机的进口也就可以理解了。
令人忧虑的是,向中国商品设置贸易壁垒的如今已不仅限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频频对中国商品设置障碍。近12年来,3/5的对华反倾销都是由发展中国家发起实施。以墨西哥为例,仅2005年就连续向原产于中国的蜡烛、婴儿车及其零件、皮革、黄铜挂锁、塑料卷刀笔等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其征收的反倾销税率从103%到667%大小不等,为墨西哥反倾销史上所罕见。
低成本发展模式的利弊之辨
“美国打火机厂的工人月薪在3000-4000美元左右,恒星打火机厂的工人月薪为人民币1000元左右,约合130美元。”陈建华告诉记者,中国打火机的竞争力在于低廉的人力成本,这是发达国家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的。
实际上,无论是打火机、皮鞋、纽扣、领带,还是彩电、手机,乃至国产轿车,低成本向来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在全球化的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凭借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中国迅速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外包加工基地。2005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超过1400亿美元,是当年外贸顺差的主体来源。依靠出口加工和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之上的民族工业,中国经济维持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解决了大量城镇居民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人口的转移问题。
低成本发展模式让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起飞,民族工业也获得了成长壮大的机会。以鞋革行业为例,温州的康奈集团、奥康集团等无不是从低成本扩张开始,逐步做大做强的,它们的营销触角如今已远远伸向了海外。然而,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对低成本发展模式渐渐形成了路径依赖,在这些企业中,工人工资和福利长期得不到改善。外贸加工大省广东近期公布了20家“血汗工厂”的名单,企业恶意欠薪超时加班的现象再次暴露出低成本发展模式的弊端。
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侵蚀了中国企业的创造力,阻塞了技术革新的动力。中国每年从农村涌出的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劳动力大军,让很多企业不必在技术革新上花费太多心思,就可以赚取高额的利润。一位温州企业老板告诉记者,既然多聘些工人就可以赚同样的钱,又何必将钱投向技术创新这个无底洞呢?为了保持利润和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些企业的不二法门就是延长、再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
超越低成本扩张之路
国内外市场上的重重壁垒,为过度依赖低成本发展战略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中国制造”在海外几乎成了低质低价甚至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一点点利润还将要被接连不断的关税壁垒剥夺殆尽。
东南沿海地区蔓延的“民工荒”则是国内劳动力市场亮起的一个信号:对高强度、低工资的工作,农民工可以用脚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企业主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对他们招之则来、挥之即去,挥霍似乎永无穷尽的劳动力资源。
专家认为,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马上消失,但这个优势逐步削弱已是大势所趋。实际上,印尼、越南、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低价劳动力已经在削弱中国的成本优势,中国企业在全球新一轮的分工体系中,必须作好准备,选择好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记者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等地采访发现,当地一些有改革精神的企业老板已经意识到提高员工待遇,改善职工生活的意义。过年过节,企业老板请民工吃团圆饭、发红包,甚至包机送民工回家过年都已不是希奇的事情。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已开始通过技术创新和树立品牌提升企业发展的内涵。如康奈集团在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地开设了100多家品牌专卖店,以建立自己的品牌基础和稳定的客户网络。
北京大学教授王跃生撰文指出,调整低成本模式,首先应当通过立法和已有法规的切实执行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企业规定强制性的福利和保障义务,如劳动保险制度、工休与休假制度、最低工资标准等等。这些制度,不仅适用于正式职工,而且应惠及农民工、临时工、打工仔和打工妹等一切劳动者。调整低成本模式还意味着对企业生产活动的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等进行严格限制等等。
发展模式的调整必然会带来阵痛,一些企业将面临生存困境,但只有实行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制造”才能突出重围,并最终实现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递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