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走向右走?是摆在珠三角许多传统制造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本报记者占才强摄

　　奥一网 样本1 小厂子请了“设计师”

　　考察地点:番禺两家制鞋厂

　　最抢手的蓝领工人

　　同样是做一双鞋,打板师周明有时可以拿到几千块,而车面工陈梅却只能拿到几毛钱。

　　现时“周明们”开始成了最抢手的蓝领工人,虽然请一个打板师傅,相当于多请了好几个熟手车工,但鞋厂老板们都心甘情愿,因为怎么算,都划得来。

　　周明和陈梅,都是广州市番禺区一家制鞋厂的工人,但他们中一个是打板师,一个是车面工。

　　每天,陈梅在机器轰鸣的厂房里重复着同样的工作,鞋底车面,枯燥无味。周明却有一间专门的工作室,不大,却很安静。他可以叹着空调,画画图纸,再把图纸上的鞋子做出来,中午休息时还可以上网和朋友聊聊天。他的工作是设计和制作鞋样,也就是行内说的“打板师傅”。

　　同样是做一双鞋,像陈梅这样的计件工,做了一年左右就成了熟手,但每个月加起来不过一千多块,摊到一双鞋子,也就几毛钱。但周明做出的鞋子,如果被外商认可,并最后拿到订单,那工厂每做一双鞋他都可以提成几毛钱,一批下来一个鞋样就可以拿到好几千块。月入上万对周明来说并不困难。

　　像周明这样的打板师,以前只有大企业才有,如今,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制鞋厂,都在招聘打板师,还经常互相间挖角。周明就是被现在的老板赵先生费了不少心思从其他厂家挖过来的。赵先生把最安静的一间办公室腾了出来,还经常带着他到浙江、香港参加一些展会,了解最新的流行趋势。

　　其实在这样的小工厂,请一个打板师算是很奢侈了。赵老板算了这么一笔账:现在做一双鞋的加工费不过5块钱,除去工商税务、人工工资、水电租金,就只剩1块钱左右的利润。按现在的订单量来算,一个月能做4万双鞋,也就是只有4万块钱左右的利润,如果还要请一个打板师傅,不但要支付很高的工资,还有研发开支,又去掉近两万块钱。“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后一个月就赚个一两万块钱,说出去人家都不信。”赵老板讪讪地说。

　　但自从有了打板师,很多工厂也都尝到了甜头。赵老板一直都把周明称为“设计师”,他得意地说:“老外做生意很精的,以前他们从国外带来板样,接着去批发市场摸清材料价格,然后就给你算成本。比如一双普通的羊皮皮鞋,他就从羊皮到鞋底再到小配件,全都给你算出来,成本不超过90块钱,于是他就开价95,只给你5块钱加工费。可是现在我们设计师搞出来了很多鞋样,同样的成本,老外也愿意出100甚至105元来订货,为什么?因为他看中了我们设计的样式,如果他们在国外找人设计板样,成本大多了!”

　　“做品牌实在是太难了”

　　虽然打板师在一个制鞋厂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们也并非灵丹妙药。

　　二十多年前,世界产业的转型使台湾人把世界鞋业加工转移到珠三角,很快,那些从台湾鞋厂出来的内地人,开办了更多的鞋类加工厂,广东也由此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鞋业生产基地。

　　杜启舟以前就是给台湾老板打工的,从一个搬运工,做到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如今他在番禺也有了自己的鞋厂。“这一行越来越难做了!”杜启舟对记者说。

　　同一双鞋,如果标着“中国制造”,它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只有18美元,而如果它打上的是“意大利制造”,那么它可能值80美元。没有叫得出来的品牌,是中国制造商的切肤之痛。

　　虽然和很多鞋厂一样,杜启舟的瑞兴鞋厂也有了自己的品牌,并印在自己和所有业务员的名片上,但他认为要想通过做品牌来翻身,实在是太难了。“一个知名品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起来的,没有一定的财力也是很难的,所以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还是保持着传统的来料加工赚钱的观念,比较省事。”

　　按杜启舟的说法,现在他的制鞋厂仅仅是在维持生计,一年中五个月赚钱,七个月亏本。面对严峻的生存环境,他已经不敢再往制鞋厂投入太多资金了。再三考虑后,他去年在番禺投资开了一家湘菜馆和一家咖啡蛋糕店,至于鞋厂,“实在做不下去了,就关了算了”。

　　样本2 把厂子开到越南、非洲去

　　考察地点:广州某工艺制品厂

　　外销转内销救了厂子的命

　　颜色各异的漂亮工艺品摆在流水线操作台上。质检部主管余燕游走于一二百名正在涂色的工人之中,“仔细点,千万不能出了差错!”文静的女质检主管近来变得严厉而“苛刻”。

　　8月26日的制品厂显得气氛紧张。“这两个月即使赔本,也不能出质量问题。”在佛山“利达”事件发生后,广州致新工艺制品厂总经理胡刚宝曾私下里对生产主管刘勋这么交待过。

　　“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刘勋这样描述企业的心态。在2002年之前,这家企业的产品还主要销往欧盟、日韩、美国等地,但由于这些国家要求的技术和安全“门槛”越来越高,最终他们放弃了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转向东南亚、非洲等地,并且做起了内销。

　　“我们工艺品厂主要原材料是树脂,以前销售都比较顺畅,但欧盟等国突然提出这些产品不能回收,无利于环保,我们被迫停止了出口。”刘勋介绍说。

　　近一两年来,让刘勋感觉到压力的不仅仅是各种突如其来的“壁垒”,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材料成本的上涨、员工工资成本的急剧增加等等,道道都像勒在脑门上的紧箍咒。

　　迫于各种压力,2002年致新厂开始紧急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销主导型,同时在内地开发其它项目和市常经过四年来拓展,2006年冬胡刚宝到内地回访客户,发现很多客户以前只有三尺长的柜台,现在变成200多平方米的商场了。这让他看到了信心。

　　与此同时,2005年前后胡刚宝还在山西、河南投资1000多万元办了两家新型饲料厂,由于是自己研发的创新产品,近两年起色很快,下一步计划继续扩大市场和规模。

　　现在致新给自身的定位是,继续扩大内销,继续项目转型,传统的工艺品则提高质量,走品牌路线。“质量上去了,才不会授人以柄,价格也才能上去；价格上去了,利润才能上去；利润上去了,工资才能上去,也才能留得住人。”

　　“这几年大量没能转型的、还在从事传统出口加工业的企业,

　　现在非常恐慌,不知道哪一天噩运会轮到自己头上来。”胡刚宝说。“如果我们不及时转向内地,现在的情形可想而知。”

　　树脂技术的源头在意大利、法国,后来被台湾商人学走并开发到内地。如今胡刚宝想借台湾商人的思维“走出去”,到非洲等国家去开辟新市常

　　向越南、非洲、柬埔寨转移?

　　下一步往何处去?这是目前摆在加工制造业老板面前最现实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

　　胡刚宝现在经常念叨的是“转型”、“转移”。其实“转型”、“转移”对珠三角数万家加工制造业早就不是一个新鲜名词。早在数年前出现政策、土地、成本、利润、贸易壁垒等危机时,政府已在积极引导“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向“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等方向转型了。

　　虽然近年来广东“产业转换和升级”一直在进行,高新产业集群带正在形成,但传统的“三来一补”、进料加工模式、OEM模式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大量企业仍然处于低产值的产业链末端部分。

　　“很多珠三角的‘三来一补’现在把厂建到越南、非洲、柬埔寨、印度等国家去了,那里人工便宜,贸易战也没有这么激烈。”胡刚宝说,他身边的许多老板已经实现了转移。

　　但转移并不简单。胡刚宝举例说,经过20多年发展的珠三角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产业链。少数外企迁到内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产业链会导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有时可能缺少一个小配件,或物流跟不上,企业就运转不灵。”

　　“况且,自主创新、品牌创新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合。有些企业就适合制造业,善长成本控制和管理,毕竟做了这么多年了,你让他放弃熟悉的,转型搞其它产业,谈何容易!”

　　但转型成功的例子也并不鲜见。胡刚宝说,他有一个汤姓朋友,以前也是做电子塑料钟出口的,后来形势所迫自己搞技术研发,将产品转型为一种全铁的高档钟,不含塑料,以前塑料钟成本是6毛钱,现在一个铁钟的成本是8美元、10美元,但由于是自主品牌,且开发、生产、销售一条龙,现在销路很好,而且利润比以前要高得多。

　　样本3 大迁移在悄悄进行

　　考察地点:东莞大朗毛织企业及部分鞋厂

　　恶性循环,众老板选择“跑路”

　　2004年起,“民工荒”突袭广东,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迅速破灭。

　　东莞大朗的毛织厂为人手短缺叫苦了。“珠三角劳动力价格高,土地资源已基本耗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边生存压力大,只能去到那些目前还不发达、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地方。”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说。

　　一位湖南蓝山籍老板称,蓝山县以前每年有20万人到莞从事毛织工作,现在不足5万。很多老乡在这边练成了熟手,回去做师傅去了,工资有些比这边还高,而蓝山的消费比东莞低很多。

　　劳动力的转移,使大朗一半以上的工厂缺工。小企业因招工不足而纷纷倒闭,大企业则一面提高待遇,一面别谋良策。东莞英伟服饰就在广西桂平开了一个分厂,成为大朗产业转移的一个实践者。

　　“当时我们已看到民工荒的苗头。在桂平开设分厂,是考虑到那个地方有比较充裕的劳动力,而且价格相对低廉。”英伟服饰厂长王建国说。

　　在地价成本上,大朗与内地有些差距在10倍以上。投资者初入毛织行业,或者做大的时候,地价便成为最大的投入之一。外地来莞招商的时候,也无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和地价优势摆出来。他们深知,是哪些因素刺痛了东莞企业。

　　“大朗起码80%以上的企业都是在做加工。他们面临的最主要瓶颈,便是话语权。一件衣服多少钱,人家说了算。”曾任东莞安康兄弟毛织公司总经理的服装设计师张金华说,加工企业处在产业链条的最底端,利润空间低,这又导致大量毛织企业无法给工人提供更好的待遇,形成恶性循环。于是,很多老板不得不选择“跑路”。

　　有一份数据显示,在2005年,大朗镇有20%的毛织厂倒闭或经营不善,有30%的印染厂老板逃跑,有将近2万名工人失业。

　　“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悲哀。”张金华说,珠三角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不再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毛织生产企业的出路很艰难,他们或死亡,或转移。

　　大朗毛织生产渐渐向湖南、广西和广东山区转移。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制鞋、电子等行业。一场鞋厂大迁移正在悄悄进行,目的地正是民工资源最丰富的湖南、江西等地。东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杨东如称,鞋厂搬迁到劳动力比较廉价、丰富的地区,可以保证企业能够生存,维护其成本优势。

　　悄然升级,“我们要话语权”

　　缺工不仅大浪淘沙般清洗了一些孱弱的企业,也在逐渐迫使“鸡肋”产业迁移。杨东如说,港台鞋厂向内地迁徙,并没有全部搬迁,而是在那边设分厂,进行初级加工或生产低附加值的鞋制品。东莞工厂进行了鞋的深加工,生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鞋制品。这样,东莞制鞋产业就悄然升级。

　　安康兄弟毛织公司董事长倪国勇将公司定位为哑铃状的发展,侧重做设计和销售,倪在2004年5月开办公司时也是做生产,但5个月之后,投入的300多万几乎亏荆他终于顿悟:生产是不能再做下去了。“我们要话语权,开始做设计。我们告诉客人:这些产品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你看上了,它就值这个钱。”

　　许多大朗企业都开始注意扩大在设计和销售方面的投入。据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介绍,大朗上规模的企业基本上都有几个至20个左右的专业设计师。

　　“如果企业的眼光还停留在过去的层次,就会活不下去。”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如此判断。

　　“毛织产业走到今天,20多年了,应该转变了。香港是没到20年就变了。香港原来是一个生产基地,后来产业转移向内地,留下一些商行、洋行,他们研发、接单,我们生产。现在大朗的毛织产业也在向信宜、湖南蓝山、江西赣州甚至东南亚转移。我想今后这边会留下很多洋行、公司,成为销售窗口。”安康兄弟公司董事长倪国勇称,东莞会重走香港走过的路。

　　这种看法与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不谋而合。“产业转移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必担心信宜等地发展起来,把大朗挤压了。香港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它可以代替东莞的生产,但代替不了大朗这个销售渠道。”林熙仿将大朗毛织的未来着重定位于贸易环节。

　　【政府呼吁】

　　应对风险,企业要练内功

　　省经贸委:劳动密集型转到非洲去

　　这段时间,广东省经贸委工业处副处长陈茜微正在做《广东省工业产业调整方案》的第三稿。玩具业因这次召回风波也出现在方案中。她说,广东省经贸委也在关注着召回风波对广东制造业的影响。

　　谈及产业调整方案,陈茜说:“现在我们是要把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珠三角转移到粤北、粤东和粤西,把一些行业从粗放型调整为集约化。比如说鞋业,种种迹象表明珠三角鞋企确实有向粤东等地发展的趋势,像前不久被授衔为‘中国女鞋生产基地’的惠东,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陈茜微告诉记者:“去年广东省皮革工业协会和广东省鞋业厂商会联合对广东省鞋类产业开展了一次摸底调查,之后两大行业协会呼吁,企业应该修练内功,加大设计研发投入,打造知名品牌。现在像深圳百丽等企业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除了在香港上市,他们还直接到美国、日本去开专卖店,还和欧洲的企业联合经营批发业务。”

　　“此外我们还鼓励企业走出去”,陈茜微说,“前段时间我们到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国家考察过,那边政治非常平稳,土著居民也很好相处。接下来我们会动员一些企业,将短平快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拿到那边去加工,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也可以缓解国内的贸易压力。”

　　用经济学的知识来解释,其实不管是小工厂里的设计师,还是百丽的专卖店,都在向着“微笑曲线”的两端走。政府希望,通过品牌和研发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来改变“两头在外”的尴尬局面。

　　佛山: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

　　由于有多项佛山产品出口欧盟面临反倾销风险,佛山外经贸局近日将邀请反倾销专家前来为佛企培训。据佛山市外经贸局负责人介绍,在帮助企业应对国际贸易风险方面,政府部门也在不断的学习和完善过程中。

　　今年以来在佛山全市推开的“三三三”战略,则着重在区域经济层面考虑,通过扶持多个支柱行业来“提升佛山产业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抗风险能力。”佛山市市长陈云贤曾多次对此作出注解:“顺德有五六家知名家电企业,形成了五六百家企业的家电产业配套集群,但如果,这个行业遇到了反倾销、原材料价格上涨或者经济形势低迷,产品卖不出去了,而我们把所有的关注都放在了这个产业上,那当地的经济还要不要增长?”他表示,进行产业结构优化是要让区域内的经济风险不要集中在某一个产业上,形成多个优势行业,有效应对国际经济一体化形势下的“突发风雨”。

　　东莞:腾出空间来引入优势产业

　　“我们希望的是,大多数的企业都能在东莞就地升级转型。当然,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企业有进有出也是正常现象。落后的企业淘汰或是转移出去,才能腾出空间来引入优势产业。”东莞市政府人士表示。

　　原本靠消耗土地等资源招商的东莞,在历经30年的发展后,已经仅剩10%的土地可利用,预计仅够6年之用。东莞开始在用地政策上向大项目倾斜。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东莞引入项目数量开始下降,而投资额却年年攀升。

　　企业代表:别总是等到出了事才行动

　　美国大规模召回玩具后,惠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惠州市外经贸局、口岸局负责人和100多家相关企业召开会议,“总是等出了事之后再传达通知、分析形势,这是完全不够的。企业要走出去,我们更希望政府能做些主动的工作,把企业可能存在风险前置,分析国际走势,提供预警信息,这样效果会更好。”惠州鞋业商会会员企业负责人张先生抱怨说,虽然我们也有鞋业商会,在看到温州的商会内部协调能力,以及商会与当地工商、质监等部门的沟通效果来看,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政府部门也有很大改进空间。“如果惠东的鞋也遇到类似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能走多远。”

　　【专家开方】

　　跨过中间商,主动去“找水”

　　社科院专家:还没到树品牌的时候

　　“广东制造业,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坐地经商’,对中间商订单的依赖型太强了!”长期从事珠三角区域经济研究工作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这样看待“广东制造”的危机。

　　他认为,广东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很大程度在于自身的地理位置。“以前广东的条件太好了,好比一个洼地,很自然地有水流进来。那些老板们,只要开个工厂,请好工人,就会有订单找上门来。”

　　现在广东各地都在提出,加工贸易要转型,要建立品牌要创新。但惠东县永庆鞋厂的老板谢龙辉非常困惑:如今他的鞋厂也有了自己的品牌,但想通过做品牌来翻身,实在是太难了。“对于我们这个只有几百人的小企业来说,根本上就没有财力去打广告。”

　　对此丁力表示,加工贸易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迟早是要走到尽头的,因此加工贸易一定要转型,但现阶段还没到树品牌搞创新的时候,不可能“一口就吃成胖子”。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改变对中间商订单的依赖型,跨过中间商这道槛,从被动接单到主动接单。

　　“以前我们的洼地,现在被抬高了,水流不进来了,这就要求我们自己主动走出去找水”丁力说,“我们的企业应该先把市场抓住,才有能力去搞创新。产业的转型必须循序渐进,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可以从国内市场做起,修练好内功,才能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省玩具协会:企业接单应量力而为

　　事实上,一系列反倾销调查和产品安全风暴,是在用另一种形式敲响中国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的警钟。长远而言,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商人不能再以赚取微利存活,提升产业结构是迟早的事。不过,短期内大多数企业仍摆脱不了贴牌生产,国家也必须依靠低端制造业来消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近日,针对几起玩具召回风波,广东省玩具协会就迅速做出了回应,给会员提出了很多建议。

　　省玩具协会还建议各企业量力而为。出口量大,交货期短,明显超过本企业生产或控制能力的订单不接；价格过低,质量要求不明确的订单不接；本企业经营范围之外的订单不接。而大批量的加工产品,除按章报检外,出口前要求客户到厂检货,确认质量没有问题后方报关出口。

　　广东鞋业厂商会会长丘小广表示,事实证明,国际市场是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廉价制造基地的,产业只可能转移,而不可能消失。

　　结束语

　　一只普通的箱包,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是9美元,这只包以10美元的价格卖给香港商人,香港商人再转手以20美元的价格卖给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然后沃尔玛给箱包标价40美元,在美国市场上出售。“madeinChina”由此走进美国的千家万户。在这个产业链条上,沃尔玛赚了20美元,香港商人赚了10美元,而广东赚取的只有1美元的加工费。

　　经过近30年发展之后,广东制造在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不开始尝试改变。转型当然是好的,但对不少企业来说,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是一件太遥远的事,他们中的更多,或者只能选择向劳力更便宜处迁移。无论是转型还是迁移,蜕变都是艰难的。在本次调查报道的结尾,我们选择了几个富有代表性的样本,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在消失,一些企业在艰难“变身”后会活得更好。向左还是向右,生存还是消亡?这个命题如今成了悬在广东制造业头上的天问。在成本优势不再的今天,广东制造要走向广东创造,仍有一段不轻松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