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成为媒体上频繁出现的主题词以来，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就已开始逐步调整收支计划安排，如何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和应急储备，成为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共同选择。虽然政府一再强调信心的重要性，可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始终无法得到显著增强。因为刺激消费的关键点是让消费者拥有稳定的收入增长预期，并且社会保障安全网络能够切实有效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存需要和基本福利需求。

　　不过近期国内经济界似乎已被一种较为乐观的情绪所感染，有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进而放言：中国经济即将走出低谷。这种乐观情绪的依据是近期的一连串统计数据。根据海关总署10日发布的数据，3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620．2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出口下降17.1％，进口下降25.1％，实现贸易顺差185．6亿美元，同比增加41．2％。最引人关注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表现良好，服装出口74.3亿美元，同比增长9.9%；鞋类20.8亿美元，增长7.7%；箱包9.8亿美元，增长11.7%。从环比角度看，服装出口增长72.5%，家具增长78.1%，鞋类增长42.6%，箱包增长90.7%。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调查的PMI指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3月一举越过标志着经济扩张与收缩分界线的50点关口，达到了52.4。而CPI较上年同期下降1.1%-1.3%；PPI较上年同期下降5%-6%。

　　今年前两个月，在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保持26.5%的同比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2%。全国发电量也出现了回升。

　　证券市场走出了一波大幅上扬行情，很多新基金的发行随之也创下新高。截至4月8日，今年成立的基金达33只，规模较去年有较大幅度增加。仅一季度成立的基金就达22只，募集规模达454.26亿元。在这些新基金中，以股票市场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基金有13只，总规模为238.58亿元。

　　的确，宏观经济正在好转，至少没有进一步恶化。无论是房地产，还是汽车销售数量都出现明显回升势头，而这两者都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拉动力量。其他方面，比如从能源、原材料交易数量和交通运输物流数量明显回升等方面，也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开始恢复活力，各地旅游的人也明显增多起来。

　　但我们的全面判断显然不能仅仅建立在短期有利数据的基础之上。为了恢复信心，政府全力以赴地动员各种资源，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的预期效果，但是同时也挤压和占用了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因此短期刺激的机会成本可能是巨大的。

　　近期中国银行业信贷扩张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新增银行贷款5万亿元以上的官方基调，为信贷规模的继续扩张扫清了障碍。预计今年新增贷款可能达到6万亿，如经济形势仍无显著改善，政府可能进一步通过行政干预扩大贷款规模，所以6万亿也未必是极限，并且新增信贷主要投向大型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目前19家商业银行5000万元以上客户的贷款集中度达到60％左右，而市场通常的标准是大客户贷款应保持在40％左右。根据以往的经验事实，政府掌控的大型项目，除效率低下，还存在较为普遍的腐败与浪费现象。如果超大规模的银行信贷过于集中投放，有可能将产生大量坏账，并积蓄显著的金融风险。

　　从企业角度来看，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劳动力工资成本提高，融资困难和融资成本提高，节能和控制污染排放方面的费用增加等因素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较为明显。另一方面，随着总需求增幅放缓，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企业提高产品销售价格转移成本上升压力的空间有限。2008年家电产品、轿车产品等酝酿的提价最后都不了了之，相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价格水平还有所下降。

　　从供求总量与发展机制的关系格局来看，未来的主要威胁不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是经济增速放慢。为此，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

　　笔者由此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未陷入经济危机之中，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在与出口产业相关的经济领域。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充其量不超过30%，而70%以上的影响因素主要是长期高速增长所累积的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性缺陷所造成的。

　　显然，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如何主动地寻求和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未来经济繁荣的前景取决于诸多变量，具体要看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单位能耗是否逐年下降（至少并未显著上升），产品附加值是否明显上升，多数企业是否拥有自己的专利发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否已经形成，并已具备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这一点并不仅仅针对出口企业而言）。根据笔者个人判断，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于U字型的底部，并且可能还要继续徘徊和调整相当一段时期，即便宏观数据呈现乐观趋势，微观层面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依然不容乐观。

　　因此，当前应当把消费需求刺激政策建立在提高产业工人、农民和服务业从业者的收入为着眼点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础之上；构建以低收入群体和工薪阶层为保障重点的社会安全保障网；改革现行财政模式，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确立和实施“藏富于民”的基本国策，为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的转换奠定基础；大幅度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在缩小政府规模、削减政府运行成本的同时，逐年增加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比重。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为中小民营企业落实普遍平等的国民待遇和产业政策，扩大就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