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扩大内需”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对许多门类的商品消费均出台了鼓励政策，例如针对家电行业的消费刺激政策就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奢侈品作为一类特殊的消费品，我国奢侈品价格往往高于国外同类产品。近年来要求降低奢侈品税收的呼声越来越高，认为可以通过降低税收而降低奢侈品售价，从而扩大奢侈品的消费。

     我国大部分公共政策的讨论中，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态度很少出现内部分歧。但针对奢侈品关税的讨论却是个特例。商务部面对WTO的压力，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降低各种产品的进口关税，认为奢侈品关税的降低将有利于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的缩小。而对这一动议财政部的反应并不积极，认为这将降低富人的税收，并且不一定能达到降低奢侈品价格的目的。所以，需要对于奢侈品有更明确的认识。

奢侈品与必需品具有迥然不同的特性

     奢侈品与家电等必需品从性质上有显著的不同，结合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和社会阶段，盲目鼓励奢侈品消费将产生负面的政策效果。

     《现代汉语词典》对于“奢侈”条目的解释为：花费大量钱财追求过分享受。奢侈品大致有三个重点：质量往往较好、单价很高、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范围。奢侈品往往还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与奢侈品对应的是必需品。

     从目标客户群体上看，必需品消费以广大中低收入的消费者为主。奢侈品则是少数富裕阶层人士独享。所以，针对必需品的鼓励政策将惠及全民，而针对奢侈品的政策却与普通百姓无关，从而加剧社会分化。

    从消费总量方面来看，必需品占社会消费品总额的绝对多数。而奢侈品虽然单价比同类必需品高得多，但由于价格超出了广大百姓的承受能力，总销售额在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占比很低。即使奢侈品的消费翻倍，如果必需品消费不变，全社会总消费量也不会有太大改变。相反，如果必需品消费翻倍，即使奢侈品消费不变，全社会消费总额也将随之翻倍。所以扩大内需、鼓励消费的政策，对于必需品施行是正确的，会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相反，对于鼓励奢侈品的消费，抛开巨大的负面社会效应不说，仅从鼓励消费的角度看也不会有明显的改观。

    从商家促销的策略来看，必需品均通过降价促销。相反，因为价格越高的奢侈品越能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奢侈品是提价“促销”，这也是奢侈品企业打造品牌形象的常用手法。维持高价、垄断经营、抬高消费门槛是通行营销策略。满足极少数消费者炫耀性消费心理是其服务理念。当炫耀性心理主导消费者的时候，购买奢侈品则是在炫富。消费者追求的是这个价格标签，而非产品本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商家才会为了维持它们奢侈品的声望而保持高价，一旦降价对其产品的需求或许就会消失。这是典型的需求随价格下降而下降的现象。

    从定价机制角度看，质量相同的必需品，价格低者需求量大，所以商家往往根据成本加成定价法定价。必需品的利润率往往接近社会平均利润率。而奢侈品则相反，同样质量的奢侈品，价格高的“炫耀性”更强，所以需求量更大。导致了奢侈品的价格和成本无关，完全取决于商家的定价策略。

     同时，消费者对于奢侈品的需求与产品性价比无关，而主要取决于支付能力。所以，奢侈品毛利率往往很高，进一步导致人力、租金、物流、税收等各项成本对于奢侈品的售价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政府一旦降低必需品税收，必需品售价会随着税收成本的降低而降低。这一政策对于奢侈品却毫无效果，政府少征收的税款将直接进入商家的腰包，消费者不会获得任何实惠。所以，一些政府部门试图通过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的方式来降低国内奢侈品的价格，显然是对奢侈品抱有幻想。

鼓励奢侈品消费是在为国外企业做贡献

     从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来看，奢侈品消费实际上却以“外”需为主。奢侈品消费集中于几大全球知名品牌，包括路易•威登、香奈儿、古驰、迪奥阿玛尼、爱马仕、劳力士、卡地亚、普拉达、博柏利等，中国品牌寥寥。一个经典的奢侈品品牌的塑造需要上百年时间。中国企业是近些年才逐渐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的，即使现在就花大力气打造几个奢侈品企业，也不是短期能奏效的。所以，如果国内出台鼓励奢侈品消费的政策，最终获益的将是外国企业而非中国企业。

奢侈品的历史作用值得镜鉴

    奢侈品消费盛行的后果，可以通过考察经典奢侈品品牌的历史来获得镜鉴。

     目前世界著名的奢侈品品牌不少出自英国、法国、西班牙等世界前“霸主”国家。这些国家从霸主地位衰落的原因之一是奢侈品消费的盛行。这些宗主国称霸全球之时，均在全球各大洲拥有大批殖民地，而本国国民则开始享受起殖民成果。表现为国内奢侈品流行风尚泛滥，人们追求享乐和攀比，而不再追求企业家精神、开拓进取等优秀品格。所以，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催生了一些著名的奢侈品品牌。相反，传统的制造业却转移至殖民地，导致本国国内产业空心化。随着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各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些宗主国从而丧失了对于制造业的控制力，失去了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衰落不可避免。

奢侈品正将中国引向误区

    中国奢侈品主要消费人群年龄越来越低，25到30岁的青年是奢侈品消费的主力。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平均比欧洲的奢侈品消费者年轻15岁、比美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年轻25岁。奢侈品消费主体应该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控制者，这部分人年龄在40到60岁之间。中国奢侈品的消费人群年龄过低是反常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家长是对独生子女的溺爱。在还没有创造社会价值的时候就开始享受，很可能大大削弱其今后努力拼搏的动力，而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这种现象威胁到了中华民族长期的竞争潜力。

    决定中国奢侈品购买的因素并非是收入和年龄，而是消费心理。在时尚引领的社会里，年轻的消费者对奢侈品有很强的集体追逐心理。同时由于年轻人的财力还未十分雄厚，导致中国年轻人的奢侈品超前消费问题突出。许多年轻人认同“人生及时行乐”的观念，并表示愿意购买高品质物品。不少年轻人甚至进行透支，“潇洒地”成为“负（债）一代”。在大多数国家，奢侈品占自身财富量的4%，而中国的一些年轻消费者负债购买奢侈品后，每月收入40%用于还债，而且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中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消费理念还很不成熟，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打肿脸充胖子”的阶段。这反映在消费的层次和购买的主要商品方面。中国消费者由于大多财力并非十分充裕，大多只能用于服饰、香水、手表、皮具等小件个人生活用品。通过这些小件用品进行“炫耀”，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撑，反映了死要面子的特点，这显然是不健康的消费方式。而在美国、欧洲等国的消费是与本人经济实力挂钩的，所以奢侈品的消费者均是家底殷实的高端消费人群。豪华地产、汽车、贵重珠宝等顶级奢侈品为主要消费对象。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消费理念还表现为消费者所使用的各种物品的匹配上，就是说手表、衣服、眼镜、汽车、住宅等作为一个整体是相同档次的，格调一致。而中国常见的是手提着价格上万的包，而身上其他地方的服饰加起来还没有这个手提包贵重，同时所居住的房屋、所开的汽车也和这个高档手提包完全不匹配。这在欧美成熟奢侈品市场上是见不到的。

    中国奢侈品还有很重要的用途是送礼。适当的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但近年来将高价的奢侈品作为礼品往往超越了限度。“几万一块的腕表看时间有多么精准”、“几万一个的手提包装起东西来有多么方便”显然是无法对几万元的高价提供足够解释的。卡地亚、路易•威登等品牌早已超越了其本质属性，而是拥有了极强的象征意义。总之，对于送礼人和收礼人双方来说，重要的是“范儿”。奢侈品成了行贿受贿的主要载体，许多贪腐案件落马官员的赃物中就囊括了众多全球知名的奢侈品，这真是巨大的讽刺。

      “越贵越抢手”在奢侈品领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受到了误导。对于同样类型的产品，必需品往往价位较低，而奢侈品则价格极高。以汽车为例，价格10万元的车可以归为必需品，价格和成本挂钩。而100万元的车显然是奢侈品，成本远低于价格。而10万元的那辆车质量很可能达到了100万元的那辆车70%以上，价格却低得多。这个差别就不能用性价比来解释了。

     按照常理，中国汽车市场最近几年才有较大发展，并且居民收入还并不很高，中低档汽车的发展应该明显高于高档汽车。但事实上中国最近几年高档车销售及其火爆。原因是购车一族将汽车当成奢侈品来购买，通过车贷等方式最大限度地花高价买“炫耀”。不但消费者没有得到性价比的实惠，反而为高档车商家提高了业绩。同时，奔驰、宝马、法拉利等高档车均是国外品牌，而吉利、奇瑞等国产车还处于发展初级，只能从中低端做起。所以被误导的消费观对于民族品牌的培育极其不利。

奢侈品消费应当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来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适度购买奢侈品无可厚非。但目前我国人均GDP仍然很低，大部分百姓生活并不宽裕。如果未富先奢，必然使得中国产业升级停滞，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所以，我国目前的政策应该集中于鼓励必需品消费。从产业上扶植必需品的生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大力推进产业升级，继续提高我国经济实力。奢侈品不应作为鼓励政策的重点。同时还要宣传奢侈品正确的消费理念，鼓励奢侈品市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